第二百三十一章 冲突(第2/5 页)

。

拼音是大明学部和国史馆一直非常重视的重点项目。原本中国有反切这个注音传统方法，该法是后汉末年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启示而发明的。后来唐代时，僧人守温取汉字为三十六声母，宋人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

但是反切法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其次是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还有就是有些窄韵，不得不偶尔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准确的弊病。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生，中国官话也是几经变化，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当代音去读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前非常简单的反切法变得异常的复杂，连很多读书人都学不懂，完全丧失了其原本的含义。

刘浩然当政以来。他一直希望完善拼音等一整套汉语注音规则，使得普通老百姓和小孩很容易就学会了识字，也可以因为有这么一套标准的注音规则，使的“老外”也很容易学习汉语。

刘浩然小学时学的拼音是还记得，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所学的拼音是以普通话为主，也就是改良过的北京方言，与大明流行的官话相差甚远。有个这个局限，刘浩然就不好开金手指了，只能进行相应的指导。

根据刘浩然的指导，学部和国史馆先就确定何种方言为官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首先入选了是合肥方言，毕竟这是“帝王之乡”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合肥话流行区域过小，而且很多话语带有的方特色，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入选的是淮西”口，因为这里聚集了大明很大一部分重臣。可是经过讨论旦“三荐陷不少。

最后国史馆和学部选定了京师南京话。原本南京话主流是本地吴依之语，但是在后晋时期，皇室南渡，大批名士世家也随之南下，在南京安居，带来了当时的“官话”一洛阳话，经过上百年的融合发展，便形成了以洛阳话为主，掺杂了当地吴语的南京话。

而经过多年的战乱和百姓迁徙，这时的中原话和北方话已经失去了四声的入声调，而南京话却很好保留了。经过几经讨论，国史馆和学部认为南京话有三大优势：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话；保全汉语传统的四声。所以最后确定南京话为官话。

在发展注音方面，国史馆和学部产生了分歧，国史馆坚持使用反切法，而学部却准备采取新法。

在国史馆忙着改良反切法，学部找上了精通拉丁语的犹太和欧州传教士。他们来到大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学习汉语，而在他们心目中，汉语的标准便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由于需要四处传教，所以算得上是语言天才。几年下来，很有些传教士算是精通汉语了，一口南京官话比当地人说的还要“标准”这主要是他们用拉丁字母去注解每一个汉字。

相比国史馆局限于一国，学部的志向更加”远大”它希望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其它国家的百姓学习汉语，从而将汉语推向全世界。因此，在前唐宋声母、韵母的基础上，学部组织人手与精通拉丁语和汉语的传教士联手。很快根据汉语的发音特点确定了二十三个元音和四十八个辅音，分别表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其中元音就用二十三个拉丁字母表示，而四十八个辅音则用拉丁字母的草体和变形来表示。

因为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而标准的南京话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小入声五个声调，而连在一起读又会产生变调。这些都必须要能完整的表现出来。于是学部的学者便确定了五个声调度数，分别用”2，3，4，三来表示，再用这五个声调度数来表示五个声调高低，如阴平声调是高而平。叫高平调，发音时由度到度，简称巫；最特殊的是入声，它是古代中原话遗留下来的，代表真古汉语完整的四声系统，没有它你根本体会不出什么是平厌。因此学部学者就用单个数字来表示入声，如31。 这一整套注音的好处是即方便大明百姓学习汉语。也方便学者们去研究其它语言，如拉丁语系和非洲语系，而其它国家的人，尤其是拉丁语系的人只要搞懂了这套注音方法和规则，则就可以很方便地学习汉

。

但是这套方案受到国史馆的反对，这些老夫子和儒生还是希望用反切来表示汉语语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良后的反切法大明学子学起来虽然容易许多。但是对于老外来说依然是“天书”但是这些国史馆的院士们却认为，汉语我大明学子们学会就好了，外国蛮夷学不会是他们愚笨而已。

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辩，学部这套利于交流的注音方案受了刘浩然、太平学派、北方学派等势力的力挺，尤其是大明商人集团和海军部，他们深深地明白。海外贸易和探险，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沟通，必须有一套既能让别人容易学习汉语，大明子民又能轻松学习他国语的方法规则来。所以学部这套方案被摆上了内阁会议1接受学士会议的最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