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第2/5 页)

这一点是吸收了刘浩然时不时提出来的以人为本，个人生命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刘浩然常常对身边人说，如果老百姓朝不保夕，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得不到保障，他对这个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好感和忠诚可言了，如果个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他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了，因为到后来这些财富都可能被别人随意夺走，这样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徐茂诚紧接着指出：“安人之私，非废天下之公，人私皆安，则得公正，公正一立，则遵法度，法度得行，则天下得治

刘浩然明白这个意思，徐茂诚的意思是尊重和保护私利不是鼓励互相为私利而争斗，反而当每一个人的私利愕到保障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去侵占和录夺他人的私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公正公平的局面，大家在这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下便只能通过遵守法律等正当的手段去谋取私利，如果大家都自觉的遵守法律，那么天下也就大治了。

徐茂诚接着指出，以前贪官墨吏横行，根本就是私利不保、法度不扬，这些官吏可以凭借手里的权办任意侵占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因此，除了要确保私利、遵从法度之外，还要明确权责之明。

君主都是天下公仆，官吏岂不是万民之公仆？因此官吏也要明蒋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首位，权力只是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辅助工具。只有明确了责任和义务。让天下官吏明白如果不履行义务。不承担责任将受到严惩，只有当官吏明白多高的职位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时，他们便有自知之明。万一钻营投机谋得高官，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还不如当个能力所及的小官安安稳稳过日子。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反过来，能力有多大，你就去承受到大的责任吧，否则就是害了你

。

从这一点小徐茂诚引申出一个论点，那就是此前历朝法度不申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他吸收了刘浩然的一些想法，指出每一个人都会趋利避祸，他们做任何事都会衡量得与失，这是天生人性，跟读多少圣贤书没有任何关系。当他们觉得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所得，便会不把违法放在眼里。而当他们知道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所得，不用三令五申也会自觉地去遵守法度。

因此，徐茂诚指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国家最大的责任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论这个成本有多大，无论多么的“得不偿失。”必须一丝不芶地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他郑重指出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看到这里刘浩然深以为然，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就偷了一个钱包吗？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追究吗？公安部门查案的费用不知是这个钱包价值的多少倍？”可是他们就不想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