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一章 出巡之杭州(第4/5 页)

但是割除了儒学之后大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思想体系不是简单的“忠君爱国”所能概括的，它是通过上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慢慢沁入到这个国家和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血肉和灵魂之中。

想想另一个世界，在大革命之后，中华民族算是与旧有的思想体系割裂了，但是当信仰的主义又一次经历着重大变革之后，人们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当旧的道德约束力被当成阻碍发展的枷锁一起被抛弃之后，新的道德约束力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大家迷茫困惑中开始放纵自己的私欲，最后形成了一股洪水。

失去信仰的人们开始信仰其金钱，以前被压制的丑陋成了“美德”。但这仅仅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吗？

在大革命之后，人们名义上是与旧的思想体系割裂了，但是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岂是短短十年就能割裂的，最关键的是在割除旧的思想体系之后，人们没有用新的正确思想加以取代。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去打倒一种旧有的东西，它代表的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泄愤。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大革命也是如此。

从另一个方面，打倒理学，进而打倒儒学，该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古希腊的文明思想-西方近代文明的根源？那么中华民族就必须完全与自己此前的历史和文明割裂，那么以后的中华民族还叫中华民族吗？

刘浩然苦恼地揪了揪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人家西方一个文艺复兴就可以从自己的思想根源中找到时代进步的动力，而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古代思想土壤中找到进步的源泉？如果盲目的试验，这不是做科学试验，失败了顶多浪费个人的时间和一些成本，拿一个国家和命运的前途去做试验，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吗？

头皮上传来的疼痛让刘浩然的头脑冷静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从深处传来了出来，谁说中华民族不能从自己古代思想土壤中找到进步的源泉？

儒家提倡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恕道”难道不与现代文明人文思想的核心之一-宽恕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难道不是中国的**思想起源吗？墨家的兼爱、尚贤、非攻难道不是一种博爱、平等和和平思想吗？墨家“颇治科学”，难道不是一种提倡科技的思想吗？法家的以法“定分止争”难道不是一种法治思想吗？道家的“道法自然”难道不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环保思想吗？

尽管这些思想有着各种局限性，但它们为中华民族提供各种先进思想的源泉，就算是古希腊文明，难道它就将**科学全部讲清楚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难道只是一种“复古”而不是在旧有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想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兴奋起来，他细细回味了一下西方**进程历史，在另一个世界号称十分保守的英国就是靠循序渐进在欧洲最初的**制度，这个由野蛮人建立的国家有什么思想根源？还不是吸取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思想，将其做为基础，然后不断吸收、不断改进，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

正因为这种循序渐进，使得它的国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和起伏，从而延续了数百年的强盛。相比之下法国，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复辟，大起大落，使得这个号称欧洲大陆最强国就从来没有长时间真正强盛过。

为什么大明不能利用“复古”运动的名义，从春秋战国时代那无比璀璨的思想文明中追本溯源，找到合适的思想，再吸收古希腊等文明的先进之处，最后形成自己的先进文明？自己是穿越者，最大的优势就是知道历史的发展，因此也知道哪些东西对大明有利，哪些东西对大明不利，站在这个历史高度，总比孔老夫子根据自己的喜爱和个人坚持的思想去修编《春秋》和《诗经》要强吧。

刘浩然越想越兴奋，他立即用笔墨记下自己的思路。此前，他大兴教育，大兴教化，总是觉得有些苍白无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支撑，光靠口号，就是几百上千句也不管用。今天刘浩然觉得自己打开了一扇大门，有了这些春秋战国的思想做基础，自己提出的**科学等思想就不再是无根之源或者是外来户，只有在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最适合自己的思想体系，才能使得自己获得最快最好的发展。

当天下午，迫不及待的刘浩然便发出一道道诏书，诏内阁传令全国，高价收购民间收藏的古书籍，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或抄本为重；诏国史馆、弘文院立即组织人手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家书籍进行整理，这种整理不是修四库全书，而是完完整整地大规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