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言官作妖(第4/5 页)

朱元璋抄袭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强化权力监督的考虑多半是次要的。

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估计才是其原始意义。

皇帝与诤臣的典范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

但问题在于，谏言者与被谏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

一个仗义执言、有错必究，一个虚怀若谷、纳善如流。

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还是春风化雨、“和平”解决了。

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是谏臣与君主关系的典范。

但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不会惊心动魄，不会有跌宕丛生、悬念重重的戏剧性效果。

而明朝的言官，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

又或者是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类似唐太宗与魏征的和谐只能树立典范，但产生不了戏剧化效果。

明朝言官所面临的情形经常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

猛兽相逢，势必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且偏重与悲情色彩的案例。

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